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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古代根據銅鼎可判斷人的身份地位
隨著具有中國特色的奴隸主宗法禮制的形成與發展,銅鼎已不僅僅實用,而成了體現奴隸主不同階層的尊卑貴賤的社會地位、等級身份、行為規范和藝術需求的一種標志。譬如拿青銅器中最主要的食器鼎來說吧,西周時期天子用九鼎,諸侯七鼎,大夫五鼎,士三鼎,規定得清清楚楚。
諸侯不能用九鼎,大夫也不能用七鼎,否則就是“僭越”、“犯上”。當然也不能降級。天子用七鼎或五鼎,那就喪失了身份和地位。這些都是奴隸制禮制嚴格規定的,并不像后世誰有錢誰就可以多做兩鼎。不但鼎是如此,還有簋、甗、鬲以及作為酒器的爵、觚、觶、學等等。
一個奴隸主擁有多少品類、多少件,都是依據身份地位決定的。不僅如此,對于一個奴隸制國家來說,青銅禮器尤其是銅鼎之類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。它的存亡就是國家的存亡,所以古書有“桀有昏德,鼎遷于商”、“商紂暴虐,鼎遷于周”的說法。顯然青銅器不是一般的實用器。對于一個奴隸主貴族及其家族來說,青銅禮器又是他們身份與地位的象征。
總而言之,青銅器被賦予了特殊使命,具有明貴賤、別尊卑的藏禮作用,從而形成我國獨特的禮器體系。此時的青銅器實質上是宗法禮制在青銅器上的“物化”。春秋以后,由于奴隸制禮崩樂壞,銅器的藏禮作用也漸漸消亡。到了秦漢時又仿佛回到了青銅器的開始階段,成為純粹的實用品。青銅器的這一特點(也是本質)深刻地反映了奴隸制社會的政治、經濟與文化。
因為中國古代青銅器是國家社稷的象征,是宗法禮制的物化,是貴族奴隸主地位與身份的標志,所以當時社會與個人都不惜財力、人力去制造它,導致中國古代青銅器數量多、質量高、制作精美、流行時間長、流行范圍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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